《給美國的一課：受到信任的德國勞工》
2012年2月24日 CNN特別專題 撰稿者：Michael Shank / Thorben Albrecht
隨著德國逐漸成為歐盟經濟困境中的生存者，甚至是決策者，現階段的美國需要的是由德國的經濟運作模式習得一課，尤其是在製造業。
在過去十年中銳減了四百萬個工作職缺，美國的製造業產額大約佔美國境內生產毛額12%的比重，比起1950年代少了一半以上。然而，在德國，製造業產額卻正逼近境內生產毛額的25%。歐巴馬總統誓言，這個禮拜要將製造業的賦稅減少25%，而一月份美國的製造業成長率已達七個月內最高，這些都會協助美國的製造業捲土重來。然而，很明顯的，此時的美國確實需要一些建言。
美國目前的貧富差距已達經濟大蕭條以來的最高，這樣的差距主要來自過去三四十年間的貿易、賦稅與勞工政策所導致。答案，就在於美國的勞工。
想想美國的貿易政策吧，那正是損毀美國勞工階級的答案，包括工作外包、近海發展，以及不健全的勞工保護政策。
想想美國的稅收政策吧，不斷徵收弱勢族群的財富，這可都要感謝政策上的漏洞，例如低資本所得以及股利稅收，這些政策只對非勞工階級的財富累積有所助益。
再想想美國的勞工政策吧，勞工的最低薪資未獲得適當的調升，以至於通膨平準後的最低薪資已經少於1968年貧富差距逐漸開始擴大時的勞工最低薪資。
評論：過往的美好榮景僅供追憶
美國對待勞工的方式助長了一個非常不穩定的社經現實：每兩個美國人就有一個處於貧窮或是低收入戶。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約有五千萬美國人的生活水準低於貧窮線，並且每年賴以為生的所得少於新台幣63萬元，而這樣的收入是需要供養一個四口之家。另外，還有一億美國人是依靠低收入生活，每年賴以維生的所得少於新台幣126萬元，同樣也是需要供養一個四口之家。這樣的現況，與美國夢所陳述的人人有機會的精神，有相當大的出入。
將上述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與毀滅性的金融危機合併看來，你幾乎要認為美國勞工的處境已達到有史以來最艱難的一次。畢竟，金融危機所毀滅的是一般持股者與首次購屋者，而不是那些將財富投資於受保證券、期貨和信用違約交換的投機客。
而這，正就是美國需要向德國學習之處。
德國如何保持健全的經濟發展，但又同時維護勞工階級的權益，可能為美國現階段的困境所效法與借鏡。
不像美國，德國快速的從2009年的經濟崩盤中復原，最主要是因為德國工業努力在這場風波中留住那些具有熟練技術的勞工。
上述做法在德國之所以可行，是因為德國政府出資贊助短期的工作機會，或是工時的縮減，所以工廠不需要真的資遣勞工。這樣的手段似乎唯有在恰當的工資以及勞資互信的前提下才可能發生，也就是所謂的「社會合夥關係」。
時至今日，儘管還是有部分公司未與工會合作，儘管還是存在貧富差距，建立在社會合夥關係的外銷製造業運作得相當順暢。
那些認為工會、高工資與勞工權利造成企業負擔的人，應該好好想想德國的製造業部門一直是最成功的部門。外銷，最主要來自於製造業外銷，成長了2.3%(即使是將2009年經濟崩盤的資料考慮進去)，這樣的成長率比德國在過往十年內的平均成長率還高了1.1%。
而這就是德國製造業如此成功的因素：專精於高品質產品並且持續維持全球市場的佔有率，就像其餘歐洲國家、日本還有將美國市佔率奪走的中國那樣，而絕對不是以便宜的產品在全球市場中競爭。
德國製造業所施行的策略是以不斷改良與精進現有產品為基礎，或是就如同梅賽德斯-賓士所說，「自從1886年以來，我們一直都在發明汽車。」
這樣的策略之所以可行，有賴於高技術與高企圖心的勞工，也有賴於不斷推廣產品與製程演化革新的管理階層。以變為本的管理方式能夠成功，是因為工會以「工作顧問」或「監督委員會」的角色佔有很高的代表席次，確保勞工的權益總是能受到適當的考量。
在面臨全球競爭的情況下，德國製造業勞工的發言權依然不減。而這被證明為是相當成功的，因為這樣的政策使勞工的發言權可以與其所具有的熟練技術獲得對等的位置，減少格新所可能導致的勞資衝突。與德國的服務業部門相較，服務業的工資較低且工會力量較弱，因此毫不意外的是，成長率也較不突出。
橫跨大西洋的政治家們，但特別是華盛頓的政治家們，需要好好效法德國的製造業部門。美國只會面臨越來越激烈的全球競爭。如果美國想要一個有益於全體國民的經濟成長浪潮，那麼答案就在勞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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